近日，一则”香烟都是去烟草公司批发吗”的讨论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折射出中国烟草行业”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特殊管理体制。记者调查发现，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我国烟草流通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一、专卖制度下的”计划式”流通体系
根据《烟草专卖法》规定，我国对烟草专卖品实行专卖许可制度。香烟作为特殊商品，其生产、批发、零售环节均需取得专卖许可证。目前全国卷烟批发业务由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各省、市、县级烟草公司独家经营。
2021年曝光的”云南某地烟草批发腐败案”就与此相关。该案中，不法分子通过伪造烟草专卖批发许可证，非法倒卖香烟涉案金额达2.3亿元。案件侦破后，国家烟草专卖局立即开展了全国范围的专项整治行动。
“就像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布票，现在烟草批发也要’指标’。”从事烟草零售20年的北京商户王建国告诉记者。他所说的”指标”，是指烟草公司根据零售户等级分配的供货配额。这种”按计划分配”的模式确保了市场有序，但也带来了一些争议。
二、电子烟新规带来的渠道变革
2022年3月，《电子烟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将电子烟纳入烟草体系监管。这一变化直接影响了电子烟的流通渠道。此前野蛮生长的电子烟批发市场迎来大洗牌。
深圳某电子烟生产企业负责人透露：”新规实施后，我们不得不关闭了直接面向零售店的批发业务，全部转为通过烟草专卖渠道销售。”据统计，仅2022年就有超过2000家电子烟批发企业因无法取得专卖许可证而退出市场。
今年初，江苏查处的”1·17”非法经营电子烟案就是典型。犯罪团伙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走私电子烟，再经由社交软件发展下级批发商，形成了覆盖6省的销售网络，案值超5000万元。
三、数字化带来的渠道创新
虽然批发环节保持专卖，但烟草流通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发生变革。全国统一的”烟草商业营销管理平台”已覆盖550万家零售户，实现了订单采集、货源分配、物流配送的全流程数字化。
2023年双十一期间，浙江烟草推出的”香溢通”平台单日订单突破15万笔。这种”网上订货、电子结算、现代物流”的新模式，让零售户不再需要亲自到烟草公司批发，手机一点就能完成进货。
不过，这种创新也伴生新问题。去年曝光的”烟草订货外挂软件”案中，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手段抢占紧俏烟配额，破坏了公平交易秩序。该案涉及全国23个省份，最终抓获犯罪嫌疑人87名。
四、特殊场景下的批发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香烟批发都必须通过烟草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免税店、外交人员服务部门等特殊渠道经批准可直接从生产企业进货。这也成为监管的薄弱环节。
2020年上海海关破获的”水客”走私案就是典型案例。走私团伙利用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组织”水客”购买免税香烟后走私入境，再通过地下批发网络销往各地，涉案香烟达46万条。
同样引发关注的是2023年曝光的”机场免税店香烟倒卖案”。某国际机场免税店员工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应出境销售的免税香烟倒卖给境内批发商，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五、国际比较下的中国模式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烟草批发体系独具特色。美国实行市场化分销模式，日本采取”特许经营”制度，欧盟则是”许可证管理”。中国严格的专卖专营体制在控烟方面效果显著，但也面临效率与公平的平衡问题。
数据显示，我国合法卷烟市场占有率持续保持在96%以上，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与此同时，关于烟草流通效率、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的讨论也从未停止。2021年某智库发布的《烟草行业市场化改革研究报告》曾引发广泛争议。
从近期政策动向看，烟草专卖制度依然稳固，但流通环节的数字化、规范化改革正在深化。国家烟草专卖局今年启动的”智慧物流”建设工程，计划用三年时间建成覆盖全国的现代化卷烟物流配送网络。
在这个价值超万亿的特殊市场里，每一包香烟的流通轨迹都折射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与渐进性。正如业内人士所言：”烟草流通体制改革就像下围棋，既要守住专卖制度的’大龙’，又要在边角寻求创新突破。”